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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制度下，有资金的企业可以发展，没有资金的企业也同样可以发展，只要有信用，大家就允许它不立刻支付资金而照样使用资源并按它自己的计划正常生产。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就放大了
信用不足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而相关的制度建立与运行又需要一定时间，那么是不是等于说，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下降、市场萧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在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三角债”达到高峰以来，信用问题就一直是社会的焦点，以至几乎人人都知道一个社会为什么必须建立信用制度不可。但到现在将近10年过去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却不知道我们的内需不足和信用不足有关，不知道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信用规模的扩大实际上在拖累着我们国家的经济。
记者：您是信用领域的专家，我们想知道您在有关的研究中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吴：我发现我们的需求不足和信用不足有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信用不足直接导致了我们的需求不足。
记者：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需求不足是由人们预期收入下降和开支增加引起的。
吴：这些推论都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也符合现实。但是进一步想，消费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难道这种欲望就这么容易被约束和遏制吗？预期收入下降可以信用消费，预期社会福利下降可以提前买好保险，预期教育费用上升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买不起房子和汽车可以消费信贷……可见消费不足不是真的，所谓需求不足也不是真的，真正的问题是信用不足。没有钱可以借，但是如果没有人借给你或是你不敢借，或者是社会制度不让你去借，那不足就真的存在了。我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正是如此。
现在，在一些大中城市甚至农村，彩电、冰箱、电话等已非常普遍，人们已开始追求汽车、房子、旅游。尽管这些需求以目前的收入水平很难即期实现，但却不能说是需求不足，而且应该说是很旺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借贷？天堂里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对话应该说已经很著名了。我们的社会缺乏信用制度和信用运行机制，因此不能广泛地鼓励和保护社会各界按照新的信用原则与制度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既然人们不消费，那就把钱存进银行或者投到资本市场上去，总不能成千上万地在家里囤着吧。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却选择了把钱存进银行。不过问题在于实际情况是这些储蓄并没有转化为投资，银行普遍惜贷，它们不相信借钱的人。这就说明信用不足限制和阻碍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我们应该检查并且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缺乏信用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信用管理，所以企业和人们都在回避与信用有关的交易。
记者：其实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都以为信用是微观领域里的问题，企业或个人是否诚实守信、是否履行合同、是否按期偿还银行贷款的本金与利息等等都与宏观经济运行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吴：这是一种误解。作为具体的经济活动，信用确实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得到表现，但是信用交易总量和信用制度却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部分，它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
有一个问题应该很容易理解，那就是只有经济活动正常，社会秩序才会正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是最根本的，而信用则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它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们可以设想的是经济增长靠的是资金，也就是说社会各行业、各企业的发展都需要资金。但矛盾的是社会资金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说缺乏资金的企业就不发展了？不是的，信用的作用正在于此。在信用制度下，有资金的企业可以发展，没有资金的企业也同样可以发展，只要有信用，大家就允许它不立刻支付资金而照样使用资源并按它自己的计划正常生产。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就放大了。
记者：理论上看来是这样。
吴：实际也是这样。在美国，非金融部门的信用规模比金融部门对gdp的影响大：非金融部门的信用规模每增加1亿美元，gdp平均就多增加2498万美元；金融部门的信用规模每增加1亿美元，gdp会多增加1831万美元；消费者最厉害，其信用规模每增加1亿美元，能拉动gdp增长5619万美元。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都大致如此，但我国却完全相反。在我国，金融部门的信用规模每增长1亿元，gdp增长4753万元；非金融部门信用规模增长1亿元，gdp反而下降8852万元。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信用总规模都高于其gdp，而且增长速度也比gdp快。美国信用总规模的年均增长速度是gdp的1．5倍以上，并且这种趋势正在加速。
记者：这么说来，如果承认信用不足造成了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从而影响了总需求不足，那我们的宏观政策就应该有很大的调整和改变。
吴：应该是这样。其实有一点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即从逻辑上说，如果说信用不足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而相关的制度建立与运行又需要一定时间，那么是不是等于说，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下降、市场萧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在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要促进总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繁荣，就不能只着眼于经济手段和经济政策，不能只注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应注意社会经济管理制度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建立和发展信用制度、推进信用立法体系的建设已迫在眉睫。
记者：我国的信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
吴：要是从规模上讲，我认为差了30年；要是从制度上讲，我认为差了将近半个世纪。
记者：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落后？
吴：毛病的根源也许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在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的“忠、孝、仁、义、礼、智、信”中，“信”是排在最后的，这便决定了它不是社会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的主流，只要拥有权力就可以不守信用，只要维护了“忠、孝、仁、义、礼”，不守信的行为也可以被社会谅解并不予追究甚至宣扬。在这点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容道的故事。诸葛亮早料到曹操会败走华容道，也早料到关羽一定会放走曹操而刘备不会追究，却还是激关羽立下军令状。结果关羽最终还是放了曹操，结果关羽并没有遭受军法处置。关键是刘备真不想追究，诸葛亮不想真追究，人们也理解并且尊重关羽的“义”，维护了“义”，“信”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个没有履行的契约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丝毫没影响关羽成为关公，成为人们世代供奉的偶像之一。
即使在我们新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使信用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这种经济下，一切资源与财产都是国家的，政府成了经济活动的主体。它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怎样分配和交换，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实际上都是政府组织生产的大大小小的车间，没有自己的财产，没有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自己的权利，一切都由政府来安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不需要信用。
想想那时的银行和企业吧，政府是它们共同的老板，二者之间的借贷关系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关系。是否符合信贷条件、能否贷款、贷款以后干什么、什么时候偿还都不是银行和企业能够决定的。如此一来，贷款是对的，不能偿还也是对的，拖欠是没有问题的，形成不良也是正常的，银行领导、企业领导还都没有责任。
所以，如果说信用观念、信用思想及信用行为在传统道德文化与行为规范中就没有得到巩固的话，那么，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它就更是被深深地淡忘了，而这正是我们如此落后的原因。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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