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

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传承脉络与创新[1]

The inheritance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theory and it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学术委员会主任  林钧跃

摘要：为了保证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大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国采用了独创的社会信用体系方式建立市场上的失信惩戒机制，建起了大征信系统和政府信用监管系统。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展开的，理论先行了若干年，有效地指导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初步形成于1999年，文章通过介绍主要研究成果，阐明了社会信用体系框架设计和运行理论形成的过程，包括核心理念、指导思想、设计考虑、影响因素等，以及该理论的逐步完善过程。在技术层面上，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形成基于三项基础理论，一是信息经济学；二是企业信用管理理论；三是广义的征信技术。文章还介绍了企业信用管理理论、信用评级技术、企业征信技术和个人征信技术的渊源，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情况。在介绍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上述理论和技术领域的长短优劣。文章力图理清社会信用体系及相关理论的脉络、传承和创新点，探讨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征信；征信系统；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模式

中文分类图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47X（2012）01-0001-12

一．             社会信用体系的理论奠基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步入了“信用经济时代”。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灵魂，信用的作用在信用经济时代的市场上尤其明显。近几年来，市场上的信用交易比例不断增大，信用工具投放呈指数倍增长，信用交易规模上升到万亿元量级。与此同时，信用投放带来的信用风险也急剧膨胀，经济失信问题严重到上升至政治高度，社会急欲重建诚信道德。原有的适合于现金交易的市场规则和环境已经不再适用，需要建立起既能使信用交易规模扩大，又能取得高信用交易成功率的市场软环境，因此需要有一种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解决上述信用经济和诚信道德问题。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就是针对这一经济阶段而形成的应用型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指导中国的企业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和政府守信制度的设计，解决信用信息对称性问题的基础设施设计和布局，以及提出失信惩戒机制的施工方法和运行原理。

社会信用体系理论是很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前例。从发达国家相关市场实践的狭义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更像是在建设“大征信体系[2]”，只是中国将征信体系及其适合它运行的市场软环境一齐建设，这样做能够提高建设征信体系的速度，以及提高征信系统的运行效率。

社会信用体系概念是在1999年提出的，这在当时是很有前瞻性的。199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建立了 “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 [3]，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问题的课题，正是这个课题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概念，描绘了它的设计框架和运行原理。在课题研究报告《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中，课题组提出了中国建立大征信系统的新模式。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设计问题，课题组考虑了如下因素：

1.       传统征信系统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过于狭窄，应该从更多应用领域和解决更多问题的角度进行思考，应该考虑突破和创新。

2.       作为提供外部技术支持的征信系统，中国的征信系统必须能够提供门类齐全的征信产品和服务，以充分满足企业信用管理工作对信用风险防范、控制和转移的全程信用管理需要。

3.       尽可能地提高中国征信系统的建设速度，在未来十年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4.       征信系统的建设速度、工作效率和运行效果不仅仅取决于系统建设本身所采用的技术，还取决于征信系统的市场运行环境。

5.       尽可能借鉴上述三种外国模式下建设和运行征信系统的失败经验，避免中国的征信系统建设走弯路。

课题组在《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一书中提出了一套新概念和新思想。课题明确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概念，初步描述了体系应该发挥的作用，并粗略描绘了体系的框架。课题指出，在市场上建立“失信惩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失信惩罚是由政府和信用管理行业共同承担的。课题还提出了“信用管理行业[4]”概念，站在企业信用管理功能发挥的角度给出了定义大行业及其各分支的逻辑，深度阐述了企业信用管理与征信的外部技术支持关系。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的设施建设重点是征信系统建设，提出了一整套高效建立征信系统的方法，即征信系统与其运行的市场软环境一齐建设的思路。课题提出了“征信市场”的划分概念，根据信用管理行业不同分支的产品和服务特点，划定了它们的目标市场—资本市场、商业市场和个人消费市场。课题还就社会信用体系的运行环境和保障系统问题进行大篇幅的阐述，提出了征信相关法律（介绍了美国的17部相关法律）立法的思路及分类、行业组织建设、信用管理的大学教育、从业执照考试和发达国家征信体系建设的经验。

1999年的“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历史性的提出了在中国市场上建设社会信用体系问题，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初步形成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理论。

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完善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大征信行业和政府智囊机构做出了主要贡献。纵观近十年来出版的标志性著作，它们主要包括2001年出版的《诚信为本—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与信用体系研讨会文集》[5]，这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当年8月于兰州召开的研讨会的会议论文汇编。除了大篇幅地谈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必要性之外，它还从信用管理行业、征信相关法律、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等角度来阐述当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关注的热点问题。2003年1月，中国方正出版社了《社会信用体系原理》一书[6]。作者林钧跃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征信行业的信用观，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是征信系统及其运行环境一齐建设的特点，更加详细描绘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框架结构。《社会信用体系原理》一书的另一个亮点是比较详细的描述了“失信惩戒机制”，明确描绘出“失信惩戒机制”中的“黑名单系统”和“市场联防机制”两阶段建设工程概念。该书内容的另一个亮点是提出了信用标准建设问题。另外，作者对于大征信系统建设的模式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社会信用体系设计采用“同业征信模式”、“联合征信模式”和“金融联合征信模式”的利弊。此后，陆续有若干论社会信用体系的专著出版，既有理论完善方面的论述，也有对新问题的讨论。2005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谭中明著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理论、模式、体制和机制》。2006年8月，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李曙光的《中国征信体系框架与发展模式》。

政府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早在2002年3月，国务院就成立了“国务院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专题工作小组”。该专题工作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有十几个部委局办参加，后来工、农、中、建、交五家商业银行也参加了工作小组。该专题工作小组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下一届政府，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2002年，专题工作小组开始起草了征信相关法规—《征信管理条例（草案）》，广泛征求了成员单位、专家学者和征信机构负责人等群组的意见。

在2003年3月中央政府换届，中央政府在4月便宣布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2003年，当时负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原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全国整规办”）开展了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研究，受命起草社会信用体系《纲要》，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总体规划，统筹协调，分层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虽然《纲要》最终未能出台，但是对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影响很大，此后的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和宣传活动中都能见到《纲要》的影子。在《纲要》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它对征信行业和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期，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也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原人民银行总行统计司的杜金富、张新泽、李跃等于2004年出版了《征信系列丛书》三册。2003年，人民银行总行征信管理局成立之后，举办了许多大型活动，在公共征信系统研讨和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的征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译著、内部资料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和中小企业司在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在企业信用制度和区域信用体系建设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为形成中国的区域或城市信用体系设计、规划、运行和施工理论和技术做出了贡献。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形成，中央政府的智囊机构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2000夏至2002年末的调研阶段，国务院研究室的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陈文玲在对发达国家的征信体系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一系列报告，她还在城市信用体系规划做了大量研究，为温州、南宁和杭州做了城市信用体系规划研究课题，先后于2005年和2006年出版了《跨越—温州从传统信用迈向现代信用》和《蓄势已发—现代信用支撑南宁腾飞》两部规划研究报告。早在2000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开始与“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紧密接触，市场经济研究所的任兴洲、张军扩、邓郁松、赵怀勇等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社会信用体系研究工作。2002年10月，他们撰写了系列“调查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很有影响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模式比较》、《美国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与经验启示》、《美国对消费者征信服务的管理及其借鉴意义》和《美国的消费者征信服务公司运作模式与特点》。

鉴于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巨型的社会系统工程，围绕失信惩戒机制建立这个“核心制度”和征信系统这个“核心工程”的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必然也有若干个“研究方向”或“分支”。社会信用体系基础理论是一条主干，它的“分支”还包括征信技术、信用评级、信用管理、信用风险度量、征信法律、信用标准、信用监管、规划方法等。城市和行业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最小单元，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向纵深发展可延伸到城市信用体系和行业诚信评价理论和方法。

社会信用体系的另一个领域是城市信用体系研究[7]。早在1999年9月2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就在一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上批示：“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应赶快建立，全国联网。个人信誉公司，同意在上海试点。”自此，作为试点城市的上海市开始设计和建设上海市的城市信用体系[8]。此后，许多省市开始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许多省市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展开了地方立法、地方规划、地方标准和信用信息联网平台建设等建设活动。专家学者对城市信用体系理论研究始于2002年。在2003年7月，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和温州市政府联合编纂了《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文集》，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研究城市信用体系的论著通常有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的，通常给出城市信用体系的子系统设计、切入方法、规划技术、组织管理、法律和标准配套等，以及运行方法等；另一类是论述城市信用经济的发展和诚信道德建立。在这个领域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例如林钧跃和吴晶妹合著的《城市信用体系设计》，该书在2007年5月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阮德信著的《区域信用制度研究》，该书在2008年1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一些论文和文集提供了对城市或区域信用体系的研究，例如2009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信用经济与信用体系建设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主编为张强和黄卫东。

自2004年起，陈文玲、吴晶妹等专家开始做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研究，除了前文提及的由陈文玲领衔主编的两部规划研究之外。在2005年，吴晶妹为辽宁省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辽宁省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研究》一书于2005年8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还有陈新年所做的规划研究。在2009年，陈新年牵头为国家开发银行做了国家社会信用体系研究课题。在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十二五’专题规划”过程中，她作为起草组专家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服务。

近两年来，随着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推进和信用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理论界开始关注对城市信用体系完善程度和运行状况的度量问题。测度一个城市的信用体系建设和运行好坏需要有用于度量的技术工具。2010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管理创新研究所研制出“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这个指数可以用于测度一个城市市场信用交易环境优劣，也可以从宏观上检验城市信用体系的运行情况。CEI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和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它是多层次指标体系。在进行综合评价时，采用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级指标进行加权，最后利用线性加权和方法得到各城市一级指标。2010年的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的覆盖范围为284个城市，除了10个信息不完整的城市之外，算出了34个大城市和240个地级城市的指数值。燕山出版社于2010年11月出版了《2010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蓝皮书》。2007年，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为浙江省义乌市开发出了一个“义乌市场信用指数（YMCI）”[9]，主要服务于义乌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信用监管，该指数属于经济指数中“拉氏质量指数”类，于2008年1月开始按月发布，它以2007年9月为基期的定基指数。这项研究的技术报告是《义乌市场信用指数发展报告》，它于2009年10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指数工具是“信星计划”技术支持单位正在研发的“中国电子商务信用信息透明度指数[10]”，它度量了各省的信用信息的开放、汇集和使用情况。

征信相关的法律研究始于“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在2000年4月，《世界经济》上刊载了林钧跃撰写的论文“美国信用管理相关法律体系”。2005年，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开始组织编译《世界信用相关法律译丛（北美卷）》，由林钧跃、李大泓、朱兆敏、邓旭、王希庆等学者承担编译工作。《世界信用相关法律译丛（北美卷）》是一部工具书，翻译了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21个征信和信用销售方面的法律，并给出一些立法解释和法庭判例，该书于2006年3月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在征信相关法律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也做了大量工作，周汉华主编了《域外个人数据保护法汇编》，该《汇编》于2006年10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较大规模翻译出版外国征信相关法律法规的单位还有北京大学ACOM金融信息化研究中心，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江夏健一教授提供原始文本，该中心的王俊红、李楠、董雪莹等学者负责翻译，于2008年11月出版了《日俄个人征信相关法规汇编》。另外，在2008年12月，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条法司和国际金融公司在海南省召开了一个“征信立法国际研讨会”，多国的征信法律专家在会上发言，对中国的征信立法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法律法规缺位的情况下，使得信用和征信方面的标准制订工作变得非常重要。在国际上，即使在发达国家，极少制订信用和征信类的标准。在2005年5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在工作组进行信用标准化框架设计和规划之时，中国几乎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只有美国有两个行业和企业编码类的标准和一个个人征信数据项标准勉强可以用作借鉴之用[11]。

在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成立之后，信用标准化工作推进得很快。自2008年6月30日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先后颁布了两批14项信用国家标准，它们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信用国家标准

鉴于信用国家标准将陆续颁布实施，国家标准化研究院已经开始部署信用国标的宣传和贯彻工作。目前，还另有近20余项信用国标正在起草，其中已有8项信用国标已经起草完毕。已经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待批的信用国家标准包括《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分类及代码规范》、《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体-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与等级表示规范》、《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体-企业信用档案规范》等。除了国家标准之外，中国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制订工作也进展很快。截止2010年1月，大约有18个行业或地方标准颁布实施。例如，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起草了两项征信相关的金融标准，分别是《征信数据元：个人征信数据元》和《征信数据元：数据元设计与管理》。它们的颁布时间分别是2006年11月2日和2007年6月27日。

在2007年初，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了一个“信用评级标准技术委员会（ISO/PC235）”，其秘书处设在德国标准化学会（DIN）。中国是从2007年第二次会议开始参加ISO/PC235的，并在北京主办了第四次会议。中国在信用管理和征信领域的标准制订工作不论在速度和规模上都在世界上领先，逐步形成了一套中国的信用标准化理论和方法。2010年9月，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编纂了《国内外信用理论研究与标准化实践》一书，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中英文对照的论文集，若干篇论文反映了中国信用标准化的观点和方法。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运行中，政府的信用监管是不可或缺的，它对于企业信用制度和个人信用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自2003年以来，政府部门开始了大规模的信用监管系统建设工作，特别是有监管职能的政府部门，例如工商局和质检局等部门。中国政府已经积累了多年对企业进行信用监管经验，在信用监管系统设计、建设和运行等方面也都经验丰富。但是，在信用监管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却是空白的。在2003年10月，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协会主编的《企业信用监管理论与实务》一书由中国工商出版社出版发行，它反映了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之前的政府信用监管工作的一个侧面。

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经过十二年的探索与研究，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社会信用体系理论还有若干方面有待提高与完善，还存在有待填补的理论空白点。在社会信用体系核心理论部分，鉴于市场联防机制的建设工作还没有启动，市场联防机制还停留在设计上，缺乏这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系统运行的经验，因此失信惩戒机制的运行理论远未完善。另外，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模式上有待形成，这将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抽象和提高。

社会信用体系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模式，但其运行理论还有待完善。例如征信法律研究还很落后；政府信用监管的理论（包括制度和伦理两方面）基本是空白；中国的大学信用管理专业教育世界领先，可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社会信用体系模式还有待形成和推向国际。

二．             信用经济基础理论

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经济学基础是“信用经济学”。迄今为止，虽然欧美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出现，但信用经济学还远没有形成体系。信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关于信用工具研制、投放和流通的理论，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古而有之，又在20世纪形成了若干学派；二是关于信用信息对市场交易的影响，这个领域的研究指向了信用经济学的核心，但依然处于“外围”。

宏观信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信用投放和流通理论，这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一些经济理论，特别是对货币银行学的研究。其原因是学者们看到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且向市场投放信用后会影响对国民收入的预测。最早提及信用经济问题的是德国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布鲁诺.希尔布兰德（Bruno Hildbrand，1812-1878）。他依据交易方式的不同，把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物易物交换方式为主的自然经济时期、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经济时期和以信用交易为主导的信用经济时期。当然，在每个阶段，其它交易形式依然存在，只是不是主流交易形态而已。

                                        信用交易

现金交易

             以物易物

图1  市场主流交易形态的变化过程

瑞典经济学家克尼特.魏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不仅全面采用了希尔布兰德的“信用经济”概念，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纯现金经济”、“简单的信用经济”、“有组织的信用经济”、“纯信用经济”等四个概念，并对每种形态下的经济做出了系统说明。他在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上述各种经济状态。魏克塞尔希望能够通过对信用进行比较式的研究，做出对货币数量论的修正。魏克塞尔认为，在不发生任何借贷行为的纯现金经济中，人们对现金的持有量决定于三种因素，也就是后来由凯恩斯总结出的流动性偏好的三种动机。在设定纯现金经济中的货币数量论成立前提下，魏克塞尔开始在纯现金经济中引入了“简单的”信用因素，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的简单的商品信用或简单的货币借贷”。此时，信用成为偿还债务的手段，但不是货币的替代。“信用的作用，仅仅像一个强有力的滑车，加速了货币的流通”。这样，尽管理论上可以无限地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但货币在债务人之间的传递还要受到“物理意义上的可变性和运输速度的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信用尚不发达，绝大多数人没有获得信用的可能性，因此在简单的信用经济中，货币的流通速度是一个带有弹性的量，它对于伸缩式的变形作用，仍具有足够大的抵抗力，使用货币数量论方法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有组织的信用经济”中，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两个障碍被清除了。主要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即“权利的转移（汇票的使用）”和“借贷活动集中于金融机构”。前者提供了货币的替代，“在有利的情况下，可能发展到差不多完全排除货币的使用”。后者，一方面为转移权利提供转账制度，又减少了人们出于防范风险动机而持有的货币。这样一来，在“有组织的信用经济”中，货币数量论就很难成立了。所谓“纯粹的信用经济”，是“有组织的信用经济”发展到极端的表现。此时，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货币的地位，所有交易都依靠“信用”作媒介。魏克塞尔承认这是一种“纯属想象的情况，即使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也还没有完全发展到这种形态”。而“各国实际所采用的货币制度，可以说是在两端的一种结合”。魏克塞尔不仅对“信用经济”的运行做出了杰出的分析，还进一步提出：在信用经济中，影响价格和经济周期的不再是货币，而是信用。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明确提出了信用经济的概念，以及信用在商品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希克斯意识到，在信用经济时代，不附息货币的地位已经沦落成为交易中的零钱。1989年，他在《货币的市场理论》一书中提到：“尽管货币仍然作为价值尺度，人们用它来方便计算、表示债务。但是，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只不过是一种债务。而偿付债务则不过是债务的交换。我们之所以视其为支付，是因为不同债务具有不同的品质。在债权人眼中，惟有债务的品质是重要的。当我用银行支票偿还我的债权人时，他之所以会接受，无非是因为他对银行债务的信任比对我的债务的信任要强。”因为信用供给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但信用供给总量与经济表现的关系也不稳定，比货币供给总量与经济表现的关系更复杂，他还做了一些关于信用控制方面的理论研究。希克斯进而在魏克塞尔的“纯信用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了信用经济的两种模式，即“单中心模式”（Mono-centric）和“多中心模式”（Poly-centric）。在前一个模式中，唯有一个主体具有最高的信誉。于是它成为经济中的“货币当局”（不同于现实中的中央银行），并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专业化的金融机构，而且这些金融机构在不同行业或地区具有信息优势。同时，工商企业也可以开展直接融资。在多中心的信用经济模式中，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具有最高等级信用品质的机构，它们相互之间按一定的比率兑换自己发行的债务，如果在它们的债务之间具有完全可转换性，则每一家这样的机构都多少带有一些“单中心”的特征，但不存在唯一的“货币当局”。希克斯所说的“单中心”的信用经济情况，可以比拟一国境内的经济，而“多中心”情况，则类似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世界经济。

在中国，信用投放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0年4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骆玉鼎的《信用经济中的金融控制》，他从货币银行学角度研究信用经济问题。孙智英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信用和信用经济问题。2002年8月，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信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吴晶妹研究信用投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2002年11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现代信用学》。她持之以恒研究信用经济问题，并探索信用的本质、信用度量、信用供给、信用产业链问题，形成了她的“三维信用理论”。《现代信用学》一书于2009年再次出版。

微观信用经济学理论解决市场交易中的信用问题，信息经济学是它的重要理论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当时有大量信息经济的论著问世。例如美国霍罗威茨的《信息经济学》；英国威尔金森的《信息经济学-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标准》；日本曾田米二的《情报经济学》等。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教授，以表彰他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2001年，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再度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史宾斯获奖，表彰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的再“使用不对称信息进行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的理论还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早在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发表了《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成为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最经典理论之一，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研究的先河。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卖方能向买方推销低质量商品等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市场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失衡甚至可能使劣质的二手车挤掉优质车市场。史宾斯则揭示人们应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更多信息来谋取更大利益。斯蒂格利茨为掌握信息较少的市场方如何进行市场调整提供了相关理论。

尽管中国已经进入“信用经济时代”，十几年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许多有趣的案例，例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编辑出版的《2010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蓝皮书》中解释了一些信用经济现象，但是在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却没有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应该说，在世界范围信用经济学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2006年出版的《消费信用经济学》一书是最接近信用经济学理论的著作，但它是一部论文集性质的著作，仅有几个篇章使用了经济学研究方法。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为宏观信用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观察信用经济现象的机会，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数据，预计将会有重量级的信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出现。

三．             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和方法

社会信用体系要支撑企业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和政府守信制度的建立，并在市场上建立起“失信惩戒机制”。因此，建立起功能齐全的大征信行业就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核心任务，而且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征信行业也称“信用管理行业”，包括企业征信、个人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保险、保理、信用担保等行业，这个行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企业信用管理工作、消费者信用管理工作和政府的信用监管工作提供外部的技术支持。

企业信用管理是一门专用管理技术，它是针对企业赊销和金融机构的授信业务所采取的科学管理方法。信用管理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提高赊销的成功率。在研究最大限度地扩大赊销或放贷的同时，控制来自客户的信用风险，追求将客户风险降低到合理程度，使企业取得利润最大的效果。目前，中国的主流信用管理理论是第二代信用管理理论。这个理论将企业信用管理功能定义为5项，认为客户信用信息（信用档案）管理、科学授信（量化技术方法）、应收账款管理、逾期应收账款催收和追收、利用征信数据库开拓市场是企业信用管理的基本功能，并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信用风险控制。

信用管理方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引进中国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罗伯特.科尔和朗.米什勒合编的《Consumer and Business Credit Management》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信用管理专业教科书，自该教科书1960年出版了第一版之后，以后的半个世纪内先后出了10个修订版本。该教科书对中国的信用管理专业学者影响也很大，被许多著作引用。2004年11月，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另一部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信用管理专著是英国信用管理专家爱德华.波特主编的《Credit Management Handbook》，该手册于1998年10月由宇航出版社翻译出版。除此之外，对中国企业信用管理工作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一门名为“Credit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函授课程，它是由美国企业征信机构邓白氏公司提供的。

中国的信用管理理论不是完全照搬英美的信用管理理论而来的，第二代信用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完善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中国第一部信用管理专著是“东方保理中心信用管理丛书”，该丛书的第一和第二本是《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该书分上下卷，《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卷）》由林钧跃所著，主要内容是企业信用管理基本理论及其在国外的实践，定义了信用管理的5项基本功能，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工作于外部技术支持之间的关系。谢旭主编了《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下卷）》，角度是征信业务角度对信用管理各环节的技术支持，提出了“全程信用管理”的设计。这部信用管理专著是第二代信用管理理论的奠基作品，它出版发行之后，很快就上了北京中关村的“风入松书店”的畅销书榜。

第二代信用管理理论在中国取得了大发展，2001年5月，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林钧跃著的《企业信用管理》，该书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授课的讲义为基础编写而成的。2001年7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了蒲小雷和韩家平合著的《企业信用管理典范》。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信用管理的“3+1”理论，与东方保理中心的“全程信用管理”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在此后十年，主流的信用管理理论界先后出版了大量的信用管理专业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信用管理理论，补充了中国企业的信用风险防范、控制和专业的实践，完善了第二代信用管理理论。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宋智勇编著的《客户资信调查》和《信用销售管理实务》，在2002年9月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刘宏程编著的《赊销与风险控制》，在2003年7月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非常重视企业信用管理的案例讲解，还配有授课影像光盘。谭永智和李淑玲合著的《企业信用管理实务》，它是《汇诚信用管理丛书》之中的一册，在2004年1月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征信机构如何支持企业信用管理做了深入阐述，并给出多种征信报告的样本。在2004年8月，上海市政府的信用培训和考核指导委员会组织国内著名的业内专家编写了《信用管理教程》，用于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在2005年5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朱荣恩和丁豪樑合著的《企业信用管理》，该书探索了信用评级技术在赊销授信上的应用。在2005年6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了尚和平编著的《企业信用管理操作实务》，该书用于对江苏省政府信用监管部门的培训，给出了大量信用管理案例。值得一提的信用管理专业著作还有石晓军和陈殿左合著的《信用治理—文化、流程与工具》和《信用政策与市场策略》，分别于2004年1月和2005年6月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是一种创新探索，大量使用了中国最大的征信机构“新华信”的企业征信案例，在信息经济学应用和企业信用状况量化分析方面有很多亮点。

“消费者信用管理”是企业信用管理的分支。当一家企业的赊销客户群体以自然人为主时，这家企业就需要采用消费者信用管理方法。鉴于消费者信用管理方法的应用需要有个人信用信息保护法规范，需要个人征信服务的支持，迄今为止中国都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消费者信用管理方面的专著非常稀少。在2002年8月，林钧跃编著的《消费者信用管理》一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信用管理专业大学教育，大约有16所大学设置了信用管理本科专业。领先设置信用管理专业的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这两所大学都是在2002年开始招收信用管理专业本科生的，它们都将企业信用管理课程设置为本科生的必修课，都编写了自己的信用管理专业系列教科书。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材建设工作起步较早，在2008年就出齐了一套6册教材。其中，《企业与消费者信用管理》由林钧跃编写，于2005年1月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建设还在进行之中，系列教材中已经有6册出版。其中，《企业信用管理》教材由关伟编写，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二代信用管理理论方法集大成的著作是为“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考培编写的4册《信用管理师教程》。为了培育中国的信用管理和征信技术专业人才市场，向在岗的信用管理人员提供三个不同等级的专业培训和鉴定，2005年3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设置了“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增补本)中，已将“信用管理师”列入，职业编码为：2-07-03-06。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对这个职业的建立提供了技术支持。2005年9月，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鉴定中心批准，成立了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并将《关于成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的通知》(劳社鉴发[2005]第17号)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及各有关单位。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和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起草了《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该国家职业标准于2006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反映了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和实践情况，充分调查了市场上的征信服务和产品供应和大征信行业发展状况。因此，依据该国家职业标准编写的《信用管理师培训教程》是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集大成的著作。

如果对企业信用管理理论进行断代，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而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特点是完善了企业信用管理五项基本功能及其操作方法。在外部技术支持方面，这个理论将所有对企业信用管理工作有帮助的征信产品和服务都纳入到外部技术支持范围。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主要有四个因素影响到企业信用管理方法的改进和提高，一是外部市场信用环境的变化；二是大征信行业的信息和技术进步；三是政府对企业的信用监管加强，以及对大征信行业中信用评级和信用保险行业的监管加强；四是政府和社会对企业诚信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因此，时代在呼唤着第三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的出现。

四．             信用评级和征信技术方法研究

1996年，中国的市场转入买方市场。1998年，为了拉动内需，中国的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地投放消费信用工具。1999年，社会信用体系理论初创。2006年，中国悄悄地迈上了信用经济台阶。

当市场上出现了信用交易的时候，为了避免交易出现逆向选择，需要解决信用信息对称性问题。授信方需要规避来自受信方的信用风险，需要在交易前就采集到受信方的信用信息以做出科学授信的决策，这不仅要求信用信息是真实可靠的，而且提供信用信息的速度要快。市场对征信服务产生了需求。

如果企业需要到资本市场上融资，它可能选择发行企业债券，投资人就需要知道债券的信用风险大小。风险高的债券就要有高回报率，债券需要合理定价。对于市场上的信用监管当局来说，它可以规定本国投资人不得投资风险极高的垃圾债。市场上需要对债项和一些信用主体进行信用评级。

对于赊销企业来说，企业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管理水平的提高来提高赊销或授信的成功率，信用管理工作必须取得来自外部的技术支持。如果对赊销活动进行全程信用管理，企业的信用管理人员需要企业征信、个人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保险等一系列的“征信服务[13]”。因此，在信用经济时代，市场上需要门类齐全的征信产品和服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建设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起上述行业，满足市场上对征信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各行业的发展，又需要理论的指导和技术的支撑。

中国的信用评级行业萌芽于1987年[14]，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中国金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专家黑泽义孝的《债券评级》，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信用评级专业著作。1996年4月，朱荣恩和徐建新编写了《资信评级》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本被称为“紫皮书”的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理论和方法，在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出版社增印。同年5月，吴晓灵和李德主编的《金融业的风险管理与信用评估》一书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此后，2001年1月，吴晶妹的《资信评估》由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2002年4月，欧志伟、李武和郭继丰合著的《证券资信评级》由百家出版社出版。2003年1月，李振宇等编著的《资信评级原理》也被列入《汇诚信用管理丛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主流信用评级机构几乎都编写了信用评级著作。这一阶段出版的信用评级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介绍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理念和技术方法，其中美国的穆迪投资者服务有限公司的理论和方法影响相对更大。

在2003年春季，中央政府启动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当年年底，人民银行总行成立了征信管理局，为信用评级行业扩大贷款企业评级业务，研究信用评级行业的政策和技术，对信用评级行业实施监管。此后，信用评级机构的债项和主体评级业务有了增长，市场实践推动了中国自己的信用评级理论发展。在2006年4月，有两部信用评级专业的专著同时出版。邬润扬和李力等人编写的《信用评级方法》反映出了中国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的信用评级观点和方法，该书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李信宏和邵力强等人编写《信用评级》展示了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评级观点和方法，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10月，朱荣恩、丁豪樑和袁敏合著的《资信评级》一书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该书作者已经摆脱了介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理论和方法的“紫皮书”编写方法，成为信用评级领域的一部力作，它介绍了信用评级的技术操作，率先介绍对信用评级的质量评价方法，兼具专业工具书的功能。2009年1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再版了李振宇等人编著的《资信评级原理》，该书第二版的篇幅增加了三分之一，其内容全面反映了当今中国的信用评级技术和服务水平，即介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技术，也谈欧美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还对中国的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历程进行了大梳理。

鉴于中国债项评级的业务量小，信用评级机构数量“巨大”分噬市场，很难有机构能够形成有规模的样本数据库，在客观上限制了信用评级的技术开发。六家主流信用评级机构没有一家能够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那样有能力投入科研，或者出资兼并征信技术公司。在业务种类上，中国特色的贷款企业评级和行业诚信评价都不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点，于增强信用评级机构技术水平贡献极小。因此，在信用评级理论和技术研究上，还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就信用评级业务来说，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已经由大公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启动。2011年10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关建中著的《国家信用评级新论》，该书是中国首部国家信用评级理论专著，初步建立了主权信用评级理论，对传统的主权信用评级理论有所批判。但是，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还不具备全球就地采取数据和作业能力，更需要对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主权评级理论框架构成有说服力的批判。另外，中国的量化评级分支还没有建立，技术已经出现，但理论还在萌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这次金融危机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打击很大，迫使它们革自己的命，也迫使它们放弃备受质疑的“政治倾向”。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理论和技术开始怀疑，理论界开始探讨建立新理论和技术来“颠覆”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理论。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外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资产大幅度贬值，中国没有出手并购外国或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资产，失去了最佳并购时机。但是，在国际组织和欧美政府职责和质疑信用评级行业之时，中国的信用评级行业能否借机冲出线来，让新的信用评级理论诞生在中国，为未来夺回在资本市场上定价的话语权打下理论和技术基础。

在征信技术领域，中国的企业征信服务也启始于1987年，当时对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开始向美国邓白氏公司提供成套的征信数据，并开始制作普通版本的企业征信报告。在中国的企业征信行业发展历程中，美国邓白氏公司和台湾中华征信所是最早在中国征信市场上“布道”的境外专业机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白氏公司的大中华区就开始派人到国内市场上销售报告产品，该公司的销售人员便在各中资商业银行和国有外贸公司宣传企业征信的理念，就该公司的报告产品提供培训，并大力推行该公司的两门函授课程[15]。台湾中华征信所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在国内设立代表处，先后成立过几个征信公司和合资公司。它制作的征信报告产品具有细腻的亚洲风格，征信作业遵循后藤武夫的“现地现认”原则。台湾中华征信所也是企业征信类图书和工具书的出版大户。台湾中华征信所介绍到国内的专业图书主要有《征信手册》、《市场调查手册》、《征信要领—理论、实务与案例》和《怎样读各国的资信调查报告》等，它们分别由中信出版社和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国内的企业征信技术方面的专著出版得比较少，主要有人民银行总行编写的三册《征信系列丛书》，分别是杜金富、张新泽等主编的《征信理论与实践》；钟晓鹰编写的《企业征信原理》；龙西安编写的《个人信用、征信与法》。这三部专著都是在2004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另一部基础性征信技术著作是由林钧跃编写的《征信技术基础》，该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中的一本，它介绍了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的作业方法和基本技术。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8月出版。

在个人征信类的著作很多，专业图书多集中在量化技术方面。2003年2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了王征宇、于江和黎晓波等编著的《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英美三大个人征信局的个人征信报告的技术内容及其解读，以及特征变量产品。2006年1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了石庆焱著的《个人信用评分模型及其应用》，这是第一部介绍中国学者用中国商业银行数据样本做出的个人信用评分数学模型。上述两部个人征信类著作都被编入《汇诚信用管理丛书》。美国的通用个人信用评分技术和模型提供者是Fair & Isaac公司，它是这个领域的“世界权威”。在2003年，中国错失了将该公司“红宝书”—爱德华.刘易斯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Credit Scoring》翻译出版的机会。但是，在2005年11月，Fair & Isaac公司中国首席代表陈建编著的《信用评分模型技术与应用》一书的出版，或多或少地弥补了中国个人征信行业的这个损失。

在个人征信技术方面，台湾财团法人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的出版物也很有价值。金融联合征信中心先后编纂了二、三十册征信报告、征信技术、征信系统和外国征信机构方面的专业图书，例如1995年5月出版的《美国Equifax公司信用资讯产品暨专题报告》和1996年10月出版的《美国TRW信用报告理念与实务》等。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的出版物编写相当粗糙，但是该丛书的技术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200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管理局成立。该局逐步担负起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牵头角色，以及对企业征信行业、个人征信行业和信用评级行业实施监管。在成立的初期，征信管理局就召开了两次“征信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国的公共征信系统运营机构和许多世界著名的征信机构都被邀请参会。会后，征信管理局便编译出版了《“征信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文集》。2004年9月，征信管理局的王晓蕾、佟焱和穆长春翻译了世界银行专家玛格丽特.米勒编纂的《征信体系和国际经济》一书，这是一部全球征信调研报告论文集。2006年1月，王晓蕾、石庆焱和吴晓惠合译了美国托马斯.戴维等编著的《信用评分及其应用》。这两部译著均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课题组编写了《征信前沿问题研究》文集，该报告汇编包括征信法律、国际征信经验和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及系统应用三部分内容。

与信用评级行业的情形类似，中国市场上一直没有培育出有实力的企业征信机构，企业征信市场不过两、三亿元的规模，却有近百家企业征信机构“抢食”。在美国，仅企业征信的龙头邓白氏公司一家的产值就是全中国企业征信业产值的二、三十倍。因此，中国的企业征信机构都在为可怜的销售业绩增长而拼得你死我活，根本拿不出钱来进行技术开发，基础设施的规模也极为有限。再者，中国企业征信行业排名一、二的大机构已经由外资入主，不可能出现在理论和技术上创新的局面。在征信理论上，中国企业征信产品还没有自己的风格，网络服务也稍嫌落后，最为落后的还在于量化指标上的技术进步。尽管日本的赛弥斯财务预警系统已经引进中国数年，但并没有成为企业征信报告中两项量化指标的研发基础。鉴于中国的征信法律法规起草了十年都没能出台，信用信息的采集经常出问题，征信数据的质量远没有发达国家的高，在这种企业征信产品经常面临无米之炊和缺乏监管规则的情况下，要想将企业征信产品的生产流程明确下来，再形成中国风格，基本是不可能的。

由于中国形成个人征信服务市场的法律环境没有建立，商业银行信息又不能对征信机构开放，个人征信行业没有生成的条件。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征信中心负责建设和运营的公共征信系统一枝独秀，支持了商业银行的消费者信用工具投放，防范了个贷和信用卡授信的信用风险。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体制，再假以时日，中国的公共征信系统必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先进征信系统。

尽管中国的个人征信行业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市场上不需要个人征信服务。除了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和信用卡业务之外，消费者信用管理、行业及其从业人员诚信制度建设、P2P小额信贷服务等业务都需要个人征信服务，市场总是会提供个人征信服务的，个人征信行业早晚也会建立。因此，个人征信及其相关的基础理论和个人信用评分技术研究工作不宜停止。当前，个人信用评分模型和特征变量制作技术的研究工作还缺乏合法渠道获取数据样本，但一些内部的课题研究仍在系统内进行。

纵观中国在社会信用体系及大征信行业的理论和技术发展之路，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条崎岖的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在社会信用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企业信用制度、信用标准化少数几个领域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可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和技术还须提炼和传播。迄今为止，大征信行业的各分支行业都没有机会获得大规模的研发投入，理论和技术最薄弱的几个领域包括征信法律研究、量化评级技术、个人信用评分技术、商账追收方法、保理技术等。总之，中国的大征信和信用管理理论界还须努力，在总结和借鉴外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新研究路径和方法，在理论和技术上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培养中国在相关理论和技术上的亮点，既使得中国的征信系统建设有一个高起点和提前量，也为世界做出贡献。